【誣告罪的成立，不限於所告事實全屬虛偽，倘所告事實之一部係出於故意虛構，即可成罪】誣告罪(刑法第169條第1項)，本不限於所告事實全屬虛偽時，始能成立， 倘所告事實之一部係出於故意虛構，仍不得謂非誣告(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662號判例參照)。所謂虛構事實，係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者而言，若係單純誤認、誤解或懷疑有此事實者，固難謂與該罪構成要件相符，然慮及司法資源係全民所共有共享，本不容少數人無端濫用，且刑事訴追為國家打擊犯罪之重要手段，一旦啟動將使訴追對象蒙受調查、強制處分、偵查或審判等公權力措施衍生之不利益，從而誣告罪目的即在於禁止妨害司法權之正當行使，但為兼衡合理保障人民訴訟權起見，行為人所申告內容仍須本諸合理基礎事實為之，要非可徒憑己意無端申告他人，事後再以係單純出於主觀誤認、誤解或懷疑而飾詞卸責，即難符事理之平。查被告於105年2月5日向高雄地檢署遞交刑事告訴狀、105年3月14日15時許在高雄地檢 署開庭、106年3月24日聲請再議時，均詳細指控告訴人「於104年12月至105年1月間」、「在四公開場合」、「向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以『岡山爛人』、『風評很差』、『被告與A是男女朋友』等語毀損被告名譽」，並非僅概括言及告訴人在外批評被告，然被告既從未於該期間、亦未在四公開場合與告訴人聚會，又因與告訴人存有宿怨在先，僅聽聞A告知他人談論其與A間之關係，而明知A根本未在四公開場合與告訴人聚會即無在場親自聽聞，且明知A特意叮嚀需再對告訴人對質、求證下，猶可全然不顧，竟虛構指控告訴人有於上開期間、在四公開場合為「岡山爛人」、「風評很差」、「被告與A是男女朋友」等辱罵被告言語，尤以被告為坐實其指控說詞，竟不惜杜撰附表編號1、2之LINE之內容，佯偽冒充為B與A之對話，營造告訴人曾有侮辱被告言語之假象，是其所申告之內容除無合理基礎事實為基外，更屬無中生有之虛構捏造情詞，主觀上當然具有誣告故意。又按誣告為妨害國家審判權之犯罪，故就同一訴訟案件，於向該管公務員申告後，雖於偵查中或不同審級，再為相同之陳述，仍屬同一事實，僅能成立單純一罪，不發生連續犯或數罪之問題(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729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查被告先於105年2月5日某時許向高雄地檢署具狀對告訴人提出公然侮辱及誹謗之告訴，次於105年3月14日15時許在高雄地檢署開庭時，以相同理由申告告訴人有毀損其名譽之行為，復於檢察官對甲案為不起訴處分後於106年3月24日聲請再議，故被告就同一訴訟案件，誣指告訴人犯罪，顯係基於誣陷告訴人之單一犯意，各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，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，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，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，較為合理，而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(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16號判決參照)。